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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15 03:11:13【3409754】
) 新华社北京2月29日电 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澳门特别行政区2013年立法会产生办法和2014年行政长官产生办法有关问题的决定(草案)》的说明2012年2月29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上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乔晓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我受委员长会议的委托,现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澳门特别行政区2013年立法会产生办法和2014年行政长官产生办法有关问题的决定(草案)》作说明。一、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报告的背景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澳门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条规定:“二00九年及以后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如需修改,须经立法会全体议员三分之二多数通过,行政长官同意,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附件二第三条规定:“二00九年及以后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如需修改,须经立法会全体议员三分之二多数通过,行政长官同意,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2011年12月31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条和附件二第三条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其中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产生办法和立法会产生办法是否需要进行修改,“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应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报告,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四十七条和第六十八条规定,根据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实际情况确定。”2012年1月1日至31日,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就是否需要修改两个产生办法问题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征询意见活动。在此基础上,2月7日,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崔世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关于澳门特别行政区2013年立法会产生办法和2014年行政长官产生办法是否需要修改的报告》,并附澳门社会各界人士的意见、传媒报道和评论汇编。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认为,根据澳门基本法和有关解释的规定,并结合澳门社会各界人士的意见和建议,有需要对2013年立法会产生办法和2014年行政长官产生办法作适当修改,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法作出决定。委员长会议认为,行政长官报告符合澳门基本法及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解释的规定,建议将审议行政长官报告并依法作出有关决定列入本次常委会会议议程。同时将行政长官报告送国务院提出意见,2月25日,国务院办公厅送来了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对行政长官报告的意见。二、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行政长官报告的审议意见2月27日下午,常委会分组审议了行政长官报告。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的报告,全面准确地反映了澳门社会对于政制发展问题的意见和诉求,求真务实,符合澳门基本法及其有关解释的规定。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澳门回归祖国12年来,澳门基本法规定的澳门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发挥了保持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和发展的重要作用。在这一政治体制下,澳门居民享有前所未有的民主权利,有效地行使了澳门基本法赋予澳门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澳门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各项社会事业全面进步。行政长官产生办法和立法会产生办法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两个产生办法的修改,关系到“一国两制”方针和澳门基本法的贯彻实施,关系到中央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关系,关系到广大澳门同胞的切身利益,关系到澳门社会的长期繁荣稳定,必须综合考虑各个方面的情况加以处理,应当符合澳门基本法的规定,并遵循从澳门的实际情况出发,有利于保持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政治制度的稳定,有利于行政主导政治体制的有效运作,有利于兼顾澳门社会各阶层各界别的利益,有利于保持澳门的长期繁荣稳定和发展等原则。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的报告提出,澳门社会各界人士普遍希望对2013年立法会产生办法和2014年行政长官产生办法作出修改,并且认为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的规定应当维持不变,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由直接选举、间接选举和委任三部分议员组成的规定应当维持不变,充分反映了澳门社会各界人士理性和务实的态度。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认为,近年来,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在有关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修改问题上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行政长官的报告全面、客观地反映了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广泛听取社会意见的情况。鉴于澳门社会对政制发展问题非常关注,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已就此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并就2013年立法会产生办法和2014年行政长官产生办法的修改形成广泛共识,可以在保持澳门特别行政区现行政治体制基本制度安排不变的前提下,对2013年立法会产生办法和2014年行政长官产生办法作出适当修改。三、决定草案的主要内容2月28日下午,委员长会议根据澳门基本法的规定和常委会组成人员对行政长官报告的审议意见,并考虑了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的意见,提出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澳门特别行政区2013年立法会产生办法和2014年行政长官产生办法有关问题的决定(草案)》,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决定草案的核心内容有两条,一是澳门基本法附件一第一条关于行政长官由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的规定维持不变,澳门基本法附件二第一条关于第三届及以后各届立法会由直接选举的议员、间接选举的议员和委任的议员三部分组成的规定维持不变。二是在上述两个维持不变的前提下,2013年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会产生办法和2014年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产生办法,可按照澳门基本法第四十七条、第六十八条和附件一第七条、附件二第三条的规定作出适当修改。其主要考虑是:第一,澳门基本法第四十七条和附件一第一条规定,行政长官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第六十八条规定“立法会多数议员由选举产生”,附件二第一条规定,第三届及以后各届立法会由直选、间选和委任三部分议员组成。这是澳门基本法关于行政长官产生办法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基本制度安排,实践证明,这种制度安排符合澳门的实际情况,有利于维护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和发展。同时,澳门社会普遍认同在对两个产生办法进行修改时,应保持行政长官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的规定不变,保持立法会由直接选举、间接选举和委任三部分议员组成的规定不变。据此,决定草案第一条作出了相应的规定。第二,澳门社会对2013年立法会产生办法和2014年行政长官产生办法修改问题已经形成广泛共识,普遍认为随着澳门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进一步完善两个产生办法,发展适合澳门实际情况的民主政治,因此,普遍希望对2013年立法会产生办法和2014年行政长官产生办法作适当修改。从澳门社会各界人士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看,在行政长官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的规定维持不变的前提下,2014年行政长官产生办法的修改方向是增加选举委员会委员名额;在立法会由直接选举、间接选举和委任三部分议员组成的规定维持不变的前提下,2013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修改方向是增加由选举产生的议席名额。这些反映了澳门回归以来社会发展变化情况和澳门社会各阶层各界别均衡参与的诉求,符合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实际情况。据此,决定草案第二条对此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澳门特别行政区2013年立法会产生办法和2014年行政长官产生办法有关问题的决定(草案)》和以上说明是否妥当,请审议。 新华网北京2月29日电 题:我国资本市场发展有坚实基础 投资者合法权益将得到更好保护中国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回应资本市场关注 记者 韩松、赵晓辉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使我国资本市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直接金融如何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如何看待市场的调整波动,监管改革如何进一步深化,围绕一系列备受社会关注的焦点、热点、难点,新华社记者近日对证监会主席郭树清作了专访。 我国经济增长潜力巨大 资本市场将日益走向成熟和稳定 去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放缓,资本市场的发展也引发担忧。对此,郭树清表示:“经济适度减速,是贯彻科学发展观、实施宏观调控的结果,有利于持续健康发展。” 他说,过去三十多年,我国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但速度不等于一切,结构、效益、环保、安全也同样重要。从全局来看,我国存在加快产业升级、转变发展方式的迫切需要。“‘十二五’规划确定年均增速7%,降低了政策预期目标,为的是能够统筹兼顾更多方面。国际上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不会怀疑,中国仍将是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体之一。” 郭树清认为,虽然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很多深层次问题和矛盾凸显出来,但总体来看,我国经济是典型的大国经济,有着巨大的内需市场,国际环境的影响其实不如想像的那么大。“汇率和GDP核算方面的差异导致了所谓的对外依存度数值较高,达50%以上,实际上中国不会比美国和日本更依赖外部经济。” 同时,我国经济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市场化都处于快速推进时期。“这既为资本市场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对证券期货业提出了更高要求。”郭树清说,我国资本市场非常年轻,存在着许多不成熟的地方,同时也充满旺盛生机,拥有着最广阔的前景。 人们经常质疑中国的股市是否反映实体经济。郭树清表示,确实存在许多脱节现象,但是从中长期过程来看,二者的走势基本一致,否则不能解释为什么我们在20年时间里,能够建立起规模名列世界前茅的股票、债券和期货市场。作为一个后发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国的资本市场不够完善。最突出的表现有两个方面:一是市场波动剧烈,过去一些年尤为突出,以上证指数年末收盘价为例,2006年上涨130%,2007年上涨97%,2008年下跌65%,2009年反弹约80%,最近两年市场又明显下跌;二是市场结构不能体现优质优价,许多时候恰恰相反,这意味着资源配置效率被严重损害,国家、社会和投资者利益都受到不利影响。 对于上证指数“十年股指归零”的说法,郭树清解释说,去年底上证综指数值确实和十年前一样了,但是这不意味着投资者十年无收益。理由在于:第一,股指是时点数也即存量,收益是区间数也即流量,不具可比性。上证综指从1991年创立以来,大幅波动,如果选择在最高点,就增长了61.2倍,这并不意味着对应时段里买了股票的人收益达到那么多倍。第二,上证指数的成分和权重期间有很大调整。如采用绝对可比口径计算,过去十年股指累计涨幅为28%,年均涨幅为2.5%;加上分红等因素,指数投资收益率为40%,年化投资收益率为3.4%。第三,由于指数的不可比性,相同指数水平反映的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完全不同。2001年6月平均市盈率接近60倍,而2011年12月只有约13倍。至于现金分红收益,那就更无法相比,现在的总量比十年前增加12倍。 郭树清说,作为高储蓄率国家,我国总体上并不存在资金短缺。但是,一方面,居民、机构和企业都觉得欠缺满意的金融投资渠道,银行存款超过80万亿元,很少有能够跑赢通胀的理财产品;另一方面,许多有广阔市场前景的研发项目、创新型企业和创业者个人得不到及时充足的资金支持,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大型绩优公司股票价格比平均水平低了约40%。这说明,目前的融资结构不够平衡,资本市场机制还很不健全。 加快资本市场发展,不仅是实体经济实现转型的需要,也是虚拟经济或货币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为降低杠杆率,金融机构普遍面临着筹措资本金或实施资产证券化的需要。“我国金融体系中间接融资的比重仍然过高,银行在全部金融机构的资产占比超过了90%,各种风险可能过度集中而没有分散转移出去,这是我们需要及早引起警觉并采取有效应对措施的问题。” 去年年底以来,在证券期货监管系统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过程中,证监会党委提出“三个如何”的讨论:如何以资本市场的科学发展来促进国民经济的科学发展,如何通过多层次市场体系服务于中小企业、“三农”和创新创业活动,如何在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中体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现阶段,我们的工作重点有三个方面:第一,改善市场公平竞争秩序,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第二,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第三,支持科技创新和文化进步。”郭树清说,上述几个方面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因为投资和融资、服务和回报、风险和收益是无法分割的整体。 把保护投资者置于监管工作的核心位置,努力改善市场生态和投资文化 郭树清提出,证监会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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